编者按：
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1939年出生于渥太华，是当今英语作家中颇有声望的女小说家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她先后出版了诗集、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文学评论、社会历史专著以及少儿读物25部，曾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、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杰出作品奖以及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。
选刊在此的系作者第9部长篇小说《别名格雷斯》的第四章，此书1997年由加拿大麦克利兰和斯图尔特出版公司印行，故事取材于加拿大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桩谋杀案。因为该书牵涉到了性，暴力和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矛盾，曾经轰动一时。
玛丽·惠特尼是个爱玩爱笑的女孩子。当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时，她说话很调皮，很大胆。但对年纪大的，地位高的人却很尊敬，顺从。因为这点，加上她干活利索，大家都喜欢她。但在他们的背后，她开他们的玩笑，模仿他们的脸，走路和做事的姿态。她嘴里说出的话常常让我听了感到吃惊，因为很多话都很粗鲁。这倒不是因为我过去没听过这样的语言；相反，在家里父亲喝醉酒时，到这儿来的船上，以及在海港靠近酒店和客栈的地方，这样的语言我听得太多了，我吃惊是因为这些话出自一个这么年轻，漂亮，这么干净，整洁的女孩之口。但我很快就习惯了，心想这是因为她是个生长在加拿大的孩子，对人的等级不够尊重。有时我会对她的行为感到吃惊，她会说我很快就会像艾格尼丝那样唱赞美歌了，然后她会把嘴巴往下撇，作出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把脸弄得像老姑娘的屁股一样走来走去。我会叫她不要那样做，我们就会都大笑起来。
但是，她对有人很富，有人很穷感到生气，她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神的意志。她坚持说她奶奶是红印地安人，所以她的头发这么黑。她说只要有机会，她就会跑到林子里去，手拿弓箭到处走，不必再把头发夹上或再穿紧身胸衣，并说我可以跟她一起去。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计划怎样躲在森林里，伏击过路人，揭他们的头皮，这是她在书里读到过的。她说她想揭下奥尔德曼·帕金森夫人的头皮，只是感到有点不值得，因为她的头发不是自己的。在她的化妆室里有一束束的头发，而且她还看到那位法国女仆在刷一大堆那样的头发，她还以为是那只长毛垂耳狗呢。不过，这只是我们说说而已，不会真这样做的。
玛丽从一开始就保护我。她很快就猜出我没有自称的那么大，并向我发誓一定不告诉别人。然后她看了一下我的衣服，说大多数都小了，而且太破烂。还说单靠母亲的披肩是过不了冬的，风会像吹透筛子一样吹透那披肩。她将帮我弄到我需要的衣服，因为霍尼妇人已对她说过我看上去像个叫化子。要让我穿得像点样子，因为帕金森夫人要在邻里中维护自己的面子。但首先要像土豆那样给我刮层皮；我就这么脏。
她说她要把霍尼夫人的坐浴浴盆借来。我听了很害怕，我从来没用过什么浴，况且我很怕霍尼夫人。但是玛丽说她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况且，因为她带着很多钥匙，走起路来就像是一车旧铜壶，你总可以听见她来的声音。但是如果与霍尼夫人有任何争执，她就要威胁在外面给我洗澡，一丝不挂的，在后院水泵下洗。这把我吓了一跳，我说我绝不能这样做。她也说她当然绝不会做这事。但是一提要这样做，霍尼夫人就会同意了。
她很快就回来了，说只要我们用后把浴盆洗刷干净，就可以用坐浴盆。我们把它搬到洗衣房，用水泵打来水，放在炉子上去掉寒气，便倒进浴盆。我叫玛丽站在门口，背对着我，不让人进来，因为我从来没把衣服都脱掉过。不过出于谨慎，我没脱衬衣。水不很暖和，到我洗完时，冻得直抖。幸好是夏天，要不我就一定会得要我命的感冒了。玛丽说我还必须洗头发。尽管洗头过频会耗尽体内的力气（因为她曾认识一个女孩因洗头过多渐渐消瘦，最后死去。），但还是应该三四个月就洗一次头。她看看我的头，说至少我没有虱子。但如果有的话，我就需要往头上抹硫磺松脂。她头上抹过一次，像臭鸡蛋一样的味儿在她身上留了好几天。
在我的睡衣晾干之前，玛丽借给我一件睡衣，因为她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洗了。她让我用一个床单裹住自己，走出洗衣房，走上后楼梯。她说我看上去很可笑，像个疯女人。
玛丽说做仆人就像做其他事一样，其中的诀窍有很多人永远也学不会，其实全在于怎样看待它。比如，总是有人告诉我们要走后楼梯，这样可以不挡东家家庭成员的路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之所以要有前楼梯是为了要东家的人不挡我们的路。他们可以穿着华丽的衣服，戴着各种小装饰品缓慢地在前楼梯上上下下，但家里真正的工作是在他们背后进行的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搅在里面，干扰工作，让自己变得令人讨厌。尽管有钱，他们这些人既脆弱，又无知。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脚趾要冻掉了，也生不着火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点火。很奇怪，他们倒会擤鼻涕，擦屁股。他们生来无用得就像神甫身上的生殖器———请原谅我的语言，先生，但这是玛丽的原话。
她说诀窍在于要在干活时不让别人看见。如果他们中哪个人要在你干活时突然出现，你就马上走开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比他们强，因为我们洗他们的脏床单，所以我们对他们很了解。可他们没洗我们的脏东西，所以根本不了解我们。他们很少有秘密能瞒过仆人。如果我哪天做了卧室女仆，我就要学会要像端一碗玫瑰一样端便桶，因为这些人最恨的是别人告诉他们，他们自己也有身体，他们拉的屎和其他人的屎一样臭（如果不是更臭的话）。然后她就背一首诗：
亚当掘地，夏娃纺线，当年谁贵谁贱？
就像我说的，先生，玛丽是个心直口快的年轻女子，说话直来直去。她的思想非常有民主性，我是过了一段才习惯的。
大约在第二年二月份时我发现玛丽变了。她常常晚来睡觉；就是来睡觉了，也不想说话。她听不见我跟她说什么，倒像是在听其他的什么。她老是向门外或窗外看，或朝我身后看。一天晚上她以为我睡着了，我看到她用手绢包着，把什么东西藏到她藏蜡烛头和火柴的那块地板下面。第二天，趁她不在，我打开一看，是个金戒指。我第一个猜测就是这是她偷的，这可比她过去偷的东西大得多，而且如果给人抓住，名声会很不好，不过这屋子里倒没人说丢了戒指。
她不像过去那样爱笑爱乐了，也不像过去那样干活利索了，我有点担心。但当我问她是否有什么事时，她就笑着说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。但是，她身上的味儿也变了，不再像肉豆蔻，而像咸鱼了。
雪和冰开始融化，有些鸟回来了，开始唱歌鸣叫，所以我知道春天快来了。三月下旬的一天，我们正用筐子把洗干净的衣物从后面楼梯搬上楼，挂在晾衣室时，玛丽说她感到恶心。她跑下楼，到后院外屋后面。我也放下筐子，没带披肩就跟在她后面。我发现她没来得及到厕所，就跪在旁边的湿雪上，猛地一下吐起来。
我扶她站起来，她的前额又湿又黏。我说她该上床歇歇，但她生气地说是她吃了什么东西，一定是昨天的炖羊肉，吐出来就好了。但我也吃了同样的东西，却一点感觉也没有。她要我保证不告诉别人，我保证了。但几天之后她又这样，接着第二天又是如此，我真的紧张了。我过去常见母亲这样，也记得她吐出的东西有点像牛奶的味道；这下我就很清楚玛丽得了什么病了。
我想来想去，反复在脑子里思寻。到了四月底，我一定要她对我说实话。我很郑重地发誓说，如果她对我说了，我不会告诉别人。因为我知道她很想对人说，见到她晚上睡不着觉，眼圈下有黑圈，可见她被自己的秘密压得受不了了。然后她哭了，说我猜对了。那个男人本说要娶她，给了她一个戒指，她也信了他，因为她觉得他和其他男人不一样。可现在他反悔了，话都不愿与她说，她感到绝望，不知怎么办。
我问她那男人是谁，她不愿说。她说一旦有人知道她闯了什么祸，就会被解雇，因为帕金森夫人的规矩很严。但她今后怎么办呢？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女孩子就会回家，但她是无家可回。没有哪个正派的男人愿娶她，那么她就要上街谋生，变成水手的娼妓。要不，她就没办法养活自己和孩子。这样的生活很快就会要她的命。
我为她伤心，也为自己伤心．因为她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朋友。我尽最大努力安慰她，但我不知道说什么。
五月份一个月我和玛丽经常讨论她该怎么办。我说一定有个济贫院之类的地方可以收容她，可她说她没听说过。不过即便有，年轻的女孩子进去了就要死，因为孩子一生下她们就会发烧。她认为在那儿生的婴儿都被悄悄地掐死，好不给公众带来负担。与其这样，她倒更愿意死在别处。我们也谈到自己接生婴儿的办法，然后悄悄地当孤儿送走，但她说很快就会有人看出她的情况。霍尼夫人眼睛很尖，她已说过玛丽长胖了，这事不能再继续瞒下去了。
我说她应该再和那个男人谈谈，希望他能通情理。她与他谈了，但等她回来时（一定在很近的地方谈的，因为她走了并没多久），非常气愤。她说他给了她五块钱，她说这孩子就值五块钱？他说她不能这样缠住他，因为他怀疑这孩子不是他的。她和他在一起时很顺从，很可能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时也很顺从。如果她要张扬出去，或者到他家里人那儿去告状，他就不承认，把她的名声弄臭。如果她想尽快了结这事，总是可以投水自尽的。
她说她曾真正地爱过他，但现在已不爱了。她把五块钱扔在地上，痛心地哭了一个小时。但后来我看见她仔细地把钱放在那块地板下面。
那个星期天她说她不去教堂了，只想自己走走，她回来时告诉我她到港口去了，想跳进湖里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我求她不要干这种可怕的事。
两天之后，她说她去过伦巴德街，打听到一个医生可以帮助她。妓女在必要时会去找这个医生。我问她这医生怎么帮她，她说我不该问，可是因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医生，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。她问我能不能把省下的钱借给她。我当时已省下三块钱，是想做条夏天穿的裙子。我说我非常愿意借她。
然后她拿出一张纸（是她从楼下图书室拿来的），笔和墨水。她写上：如果我死了，我的东西留给格雷斯·马克斯。她签了名，然后对我说，我很快会死的，但你还会活着。她冷漠而又满怀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我见她在背后用这种眼神看过其他人，但从来没这样看过我。
我被这事吓坏了，抓住她的手，求她别去找那个医生，不管他是谁。可她说她非得去不可，叫我不要管她，但我必须悄悄地把笔和墨水放回图书室的桌上，继续做我的活。明天吃完午饭她就会偷偷溜走。如果有人问，我就说她刚去厕所，要么就说她在晾衣室，或者随便说什么。然后我就溜出去与她碰面，因为她回来时可能有困难。
我们俩晚上都没睡好。第二天她按照说的做了，把钱系在手绢里，趁没人注意就溜出去了。我很快也溜出去找她。那医生住的房子挺大，街区也不错。我们从仆人走的入口进去，医生本人来见我们。第一件事就是数钱。他穿着黑外衣，块头很大，用严峻的眼光看着我们。他要我在厨房的洗碗间等着，并说如果我把这事说出去，他就不承认见过我。然后他脱去外衣，挂在衣钩上，开始卷袖子，好像要打架。
先生，他看上去很像那个你没来前吓得我发病的那个量脑袋的医生。
玛丽跟着他走出去，脸色像床单一样白。然后我听见尖叫和哭嚎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把她从洗碗间的门推进来。她的裙子全湿了，贴在她身上像是湿绷带，她几乎走不动了。我用双臂抱着她，用最大的力气把她从那个地方搀扶出来。
我们回到家时，她的身子几乎弯到地，用手捂着肚子。她问我是否能把她扶上楼，我扶她上了楼，她似乎很弱。我帮她穿上睡裙，扶她上床。她没脱衬裙，衬裙皱巴巴地夹在两腿中间。我问她医生做了什么，她说医生拿了个刀子，把里面的什么给割掉了。他说她会感到疼，也会流血，但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好了。她用了个假名字。
我现在才明白医生割掉的就是婴儿，我认为这太惨忍了。但我又一想，这样只死一个人，要不会死两个人。要不这样，她一定要投湖自尽，所以我心里也找不出理由责怪她。
她很疼。晚上我烧热了一块砖头拿上楼，但她不要我叫任何人上来。我说我可以睡在地板上，因为那样她会舒服些。她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，不管怎么样她都不会忘记我。我用围裙做枕头，裹在披肩里，躺在地板上。因为睡得不舒服，也因为玛丽痛哭的呻吟，我开始时睡不着。但过了一会儿，声音静下来，我睡着了，到天亮才醒。醒来之后，我发现玛丽已死在床上，眼睛瞪得很大。
这时我突然感到害怕，我还没开窗户。我马上跑过去，把窗户打开。我是希望玛丽的灵魂能飞出窗口，而不是留在房内，对着我耳朵说悄悄话。但我不知道是否这已太晚了。
我把床单和睡裙裹成一卷送到洗衣房去，用水泵打上来一大盆冷水，因为只有冷水才能把血迹洗掉，热水只能让血渗在里面。我擦洗了一阵，血洗下来一大半，水都洗红了。我把水倒掉，又装了一盆水，让洗的东西浸泡一下，我还倒了些醋，除去些味道。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吓的，我的牙齿在打颤，等我再上楼时，感到有点头昏。
然后就好像真是这样的情况，我脑子里可以想象出：醒来玛丽就在我身旁，我摸摸她，发现她不与我说话，然后我可以感到自己的恐怖和痛苦。就在这时，我晕倒在地不省人事。
他们说我这样躺了十个小时。尽管他们又是掐，又是打，又是撒冷水，又是在我的鼻子下烧羽毛，没人能把我弄醒。等我真正醒来了，我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发生了什么事，一个劲儿地问格雷斯上哪儿去了。他们告诉我，我就是格雷斯，我不相信，哭起来，想跑出房子，因为我说格雷斯丢了，跳进了湖里，我要去找她。他们后来告诉我，当时他们很担心我被这一切吓得神经错乱了。想想所发生的一切，也实在怨不得我。
然后我又陷入沉睡。我再醒来时，已是第二天了。我已清楚我就是格雷斯，玛丽死了。我记起我们向身后摔苹果皮的那个晚上，玛丽把皮削断了三次。现在都得到了证实，她什么人也没嫁，也再不会嫁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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